承負”與“輪回

承負”與“輪回——道教與佛教兩種果報理論

　　道教的“承負說”和佛教的“業報輪回說”都强調因果報應，在勸善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兩說在産生果報的原因、接受果報的主體、判定善惡的標準、解脫果報的方式及果報作用的範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質。

　　道教的“承負”思想是《太平經》的根本理論之一,其與佛教的“業報輪回說”同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果報思想,但兩者之間又存在著巨大差异。本文擬從爲什麽會有因果報應、因果報應的主體、因果報應的作用方式及如何擺脫因果報應等方面分析二種理論的异同,幷在尋找兩者差异原因的同時觀照在兩種文化背景下産生的不同宗教觀的特質。

一、承負說”和“業報輪回說”的基本內涵

承負說”系統闡述于《太平經》:“承者爲前，負者爲後；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爲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灾,故前爲承，後爲負也。負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爲負。負者，乃先人負于後生者也。”就是說,今人要承擔先人行爲善惡所帶來的後果,名爲承；同樣,今人的行爲善惡也會對後人産生影響,名爲負；代代相承相負。早期道教經典多宣揚“承負說”，《老子河上公章句》第五十四章注說：“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于來世子孫也。”《抱樸子·內篇》卷六也說：“但有噁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于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關于其說的思想淵源,學者多認爲來自《易》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等中國傳統的果報觀。

業報輪回說”則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它將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爲分爲三種:即身、口、意三業。業音譯爲羯磨,是“造作”的意思,即衆生的一切身心活動。這種活動如果與因果關係相結合,就會産生由過去行爲延續下來所形成的力量,叫做“業力”。“業”有四種：黑黑异熟業,即純粹的不善業,能招感純粹的不善果；白白异熟業,爲純粹善業,能招感善果；黑白异熟業,是欲界衆生所起的雜業,時善時惡；非黑白無异熟業,指加行無間道中諸無漏業,永不招感果報。由此,業從性質上說有三種:善業、惡業、無記業,善惡二業會招致不同的果報,無記業則不招果報。從産生作用的時間上來說，“業”又可以分爲四類:現世所作的業在今生就受報的,叫做“順現法受業”；現世所作的業來生才受報的,叫“順次生受業”；而今生所作的業到第三生或以後才受報的,叫“順後次受業”；以上三種業受報世間都是特定的,所以又稱“定業”,不知在何時才受報的業,稱爲“順不定受業”。佛教的輪回思想源于印度的婆羅門教,認爲衆生由于無明和愛執而在三界和“六道”中流轉生死。如車輪旋轉,循環不已，又稱輪轉、輪回轉生。佛教認爲,促使諸蘊和合,驅使識神輪轉的根本動力,就是業力,是還沒有破除“我執”的“不淨業”。業力與輪回說的結合,就是解釋衆生爲何流轉生死苦海的“業報輪回說”。“業報輪回說”又與“三世說”相聯繫,認爲人們在前世所造的“業”會報于現世,而現世的“業”又會對來世産生果報,這就是“三世因果”的思想。佛教認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根據“業力”的不同,有情衆生便在“三界”、“六道”中不斷輪回。“三界”指欲界、色界、無色界,“六道”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處于六道中的衆生不能逃避輪回之苦，“善惡隨逐人,譬如影隨形,隨其所趣向,未曾相舍離。”

不論是“承負說”抑或“業報輪回說”,其說教的目的都在于勸導人們“弃惡從善”。“爲人先生祖父母者不容易也,當爲後生者計,可毋使子孫有承負之厄。”這對于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封建宗法等級社會來說,無疑會對人們的行爲産生很大威懾力。而佛教的“業報輪回說”初傳入中國時,也給人們帶來了强烈的心靈震撼,“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瞿然自失。”這兩種理論指出了人們今生貧富壽夭的原因,且對社會中一些看似不合理的現象也作出了較爲合理的解釋,如《法句經卷一·惡行品第十七》中說:“妖孽見福,其惡未熟,至其惡熟,自受罪酷；禎祥見禍,其善未熟,至其善熟,必受其福。”因此,兩說對于敦風化俗,勸導人們安于現狀,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兩者在造說目的、立論根據等方面還存在巨大差异。

二、承負說”和“業報輪回說”之比較

（1）從産生果報的原因來看,“承負說”主張有施報者,這個施報者是“天”,而“業報輪回說”則不主張有施報者,有情衆生對世界萬有的“無明”是産生果報的根本原因。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九中說:“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負之灾四流,始有本根。”就是說,有個懲惡揚善的主體,即天。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專門記錄人們言行善惡的司過神的說法,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需注意的是,《太平經》裏的“天”不僅有自然無爲的元氣的含義，“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且在一定意義上是有賞罰大權的人格神，“天所急使神人也”,“天以是承負之灾四流”。《太平經》的“天道”觀不僅承繼了道家哲學中的“道”本論和漢代元氣說的生成論,董仲舒所倡的“天人感應”論也給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故《太平經》中的“天”具有多重含義。和它同時代的《老子想爾注》中也說:“人爲仁義,自當至誠,天自賞之,不至誠者,天必罰之”，“人非道言惡,天轍奪算。”這和中國古代的自然崇拜思想也是一致的,如對星辰崇拜的“北斗注死、南斗注生”的說法。“業報輪回說”則認爲報應的根源在于人的貪欲和無明,由過去的無明煩惱而造作諸業,播下生死的苦因,于是生起種種妄念,不瞭解萬物是由衆因緣和合而成、一切皆空的道理,而將“我”及萬物執爲實有,從而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對外界事物發生凝滯執著,于是産生貪愛和欲望。貪愛使人的本性流蕩,進而與“地、水、火、風”四大結合而有了形體,投入母胎,在母胎中形成軀殼,具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從母胎出來後,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覺觸、意分別。六根對應六塵,領納世間一切是非好惡等事,同時因爲貪欲而于一切境緣上生出了執著心,因此造成了生死的流轉,墮于生生世世的六道輪回之中。而要得到解脫,最根本的就是要消除無明,獲得般若智慧,體悟“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真諦。

（2）從受果報的主體來看,“承負說”主張行善作惡,自身及子孫受其報；“業報輪回說”則主張“自作自受”。

承負說”的受報主體不僅是自身,有噁心惡迹,天就會奪其紀算,减少他的壽命,同時個人的行爲還會影響到他的子孫:“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灾”,“負者,乃先人負于後生者也”。中國古來“澤被後世”、“封妻蔭子”等說法也體現了先人對後人的影響。“業報輪回說”則完全是“自作自受”,“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個體所造業的果報,按照因果决定不雜亂等緣起義,只能由造業者自己或其五蘊相續而生者承受,衆生現在所受的業報,必然是自己前世的宿業所感,不能由別人替代，即使象父母子女這樣的至親,也不能互相承受。

（3）從判定善惡的標準來看,“承負說”主要爲忠、孝,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業報輪回說”則强調了個體之間的關係。《太平經》說:“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以不忠不孝爲不善,認爲凡是不孝,弃家捐妻子,食糞飲小便,行乞之人,辱天道,當遭天遣。而孝善之人,則有好報。“爲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誠,常在高職,孝于朝廷。……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灾害,人民師化,皆食養,有順之心,天不逆意也。”突出了個人在封建倫理社會中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業報輪回說”則要求人們受“五戒”、行“十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五戒”是指要戒殺、盜、淫、妄、酒,“十善”與“十惡”相對，“十惡”爲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從“十善”的內容來看,主要强調的是個人在社會中的一般道德準則,凡是自利利他的行爲都可稱之爲善,其家族倫理色彩很淡,尤其是大乘佛教時期提倡的“普渡衆生”,體現了一種類似墨家“愛無差等”的思想。

（4）從解脫果報的方式來看，“承負說”倡導“行大功德”、行太平之道；“業報輪回說”則更强調般若智慧。

《太平經·解承負訣》說:“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身也。”行大功德，就是以忠孝等倫理道德規範爲標準,爲善去惡。“得行此道者,承負天地之謫悉去。”“或有真道,因能得度世去者,是人乃無承負之過。”能够行太平之道、從善去惡之人,就能消除“承負”所帶來的灾厄,而一旦斷除承負之厄,則“治百萬人仙可待”。“業報輪回說”雖然主張三世業力不失,如影隨形,但通過個人的主觀努力是可以减少惡報,甚至消除業力的影響。提倡“業由心造、回轉有道”。這個“道”就是個體的般若智慧。以般若智慧來觀察,業力與輪回都是緣起性空,由于業力依緣而起,所以個人就可以利用因果法則創造條件,阻礙業力的産生,或者使之發生轉移；再者,作爲輪回主體的“我”也是緣起的,只要能用般若智慧破除“我執”,懂得“諸法無我”的真諦,就能够獲得“慧解脫”。

（5）從作用範圍來看,“承負說”不僅作用于人類社會等“有情衆生”,同時遍及自然界；“業報輪回說”則只作用于“六凡”中的“有情衆生”。

《太平經·五事解承負法》雲:“然,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家貧不足，老弱饑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乃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就是說,自然界中也存在“承負”現象,而人要承擔土地傷物等自然灾害所帶來的承負之灾。“承負”不僅表現在人處理與他人、社會的關係上,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應善待世間萬物,以免受承負之厄。“業報輪回說”則只在有情衆生身上發生作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它只是個體輪回所遵守的法則；佛教中國化之後,其輪回受報的主體有所拓展。梁啓超在“餘之生死觀”中認爲:“個人之羯磨（意譯爲‘業’）,則個人食其報；一家之羯磨,則全家食其報；一族一國乃至一世界之羯磨,則全族全國全世界食其報。”由是可見,接受果報的主體由個體擴大到了家族、國

家、人類社會等整體,但就其性質來看,依然局限于有情衆生的範圍之內。

三、“承負說”和“業報輪回說”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一）産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

中國很早就建立起了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宗法等級社會，西周時宗法等級制度就已經很完備了。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儒家學派以“仁”爲中心,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忠孝等倫理觀念深入人心。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將儒家以家、國爲本位的倫理思想置于首位。而吸收了中國傳統報應觀,形成于其後的“承負說”自然也受了倫理本位思想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爲:“《太平經》不但注重孝,還在儒家那裏去融攝了‘君、親、師’的概念。”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還認爲:“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可見,以忠孝爲標準的善功已經成爲道教成仙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了。而印度的佛教是在反對印度婆羅門教的沙門思潮中形成的,婆羅門教的核心教義是吠陀天啓和祭祀萬能,爲印度的“四種姓”（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爲了反對這種先天的等級制度和對祭祀梵天的偶像崇拜,佛教的教義就更突出個人的自由和解脫。正是由于突出倫理本位和突出個人本位的不同,“承負說”和“業報輪回說”才有了不同的善惡評判標準及受報主體。

（二）哲學依據不同

承負說”來自天道循環的“天命觀”，“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複理，因窮還反其本,共名爲承負。”意即由元氣而生天、地、人三才,而生萬物。産生萬物就有了欲望,于是産生邪惡,産生敗亂,發展到極點又複歸本原。因此，“承負”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人及一切萬物、有情及無情都不離其中。“業報輪回說”則根據佛陀依緣起法則、逆觀“十二因緣”,從而得出貪欲和無明是招感衆苦的根源。由于無明心起,衆生于是感得五蘊和合,形成色身,從此墮入生死輪回流轉不已。無明和貪欲心只有三界中的有情才會生起,無情之物則不會産生,所以“業報輪回”只作用于有情衆生而不遍及草木等無情之物。

（三）佛道二教在世界觀上的差异

道教肯定現實世界的真實性,重視果報對現世所帶來的影響。“承負說”雖然主張善惡報應,自身要前承五代,後負五代,但强調果報對個人及子孫現世的影響,强調“現世因果”,其提倡行善是爲了得到現世的好報。“業報輪回說”則主張“三世因果”,慧遠《三報論》開篇說:“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生,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其倡說的目的是爲了“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爲擺脫輪回之苦而行善修行。重視“現世果報”和“三世因果”的區別,帶來兩者在解脫方式上的不同。

（四）佛道二教在終極目標上的差异

道教以追求長生久視、羽化成仙爲終的,佛教則以不生不滅、解脫涅　爲嚆矢。道教追求不死,而佛教追求不生,故而“承負說”追求現世的果報,一旦消除承負之厄,則“治百萬人仙可待”,成仙之後,便可長駐世間,享盡諸福了。佛教倡“業報輪回”最終是爲了擺脫“六道輪回”之苦,達到寂靜無爲的涅盤境界，《雜阿含經》中說“:一切生皆死,壽命必歸終,隨業受緣報,善惡各獲果,修福上升天,爲惡入地獄,修道斷生死,永入于涅　。”斷除生死,離染樂而入涅盤,這和佛教視世間“一切皆苦”、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彼岸世界的基本觀點相通。道教主“承負”是爲了得到好的果報,佛教倡“輪回”則是爲了離果報。“入世”與“出世”價值取向上的不同,是這兩說差异的重要來源。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看出,道教的果報觀“承負說”呈現出道德他律、倫理本位、現世果報等特點,而佛教的“業報輪回說”則體現了道德自律、個人本位、追求出世等特徵。但這兩種理論都强調個人的行爲（包括身心兩個方面）對自己命運的决定作用,通過個人的主觀努力，“承負”與“輪回”都是可以擺脫、“回轉有道”的。因此它們都否定宿命論和命運偶然論,在道德教化即勸善的價值目標上趨于一致。“承負說”由于從中國傳統的報應思想發展而來,深深植根于民衆之中；與之相比，“業報輪回說”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更加廣博精微,其來世思想和彼岸世界對于灾難深重的下層人民有著巨大的誘惑力。因之,東晋中葉以後,道教開始吸收佛教的“業報輪回”理論以完善自己的教義。如晋宋之際許多晚出的《靈寶經》就宣揚人生罪福都是由前生宿業所致的觀點。而吸取了佛教“輪回”的理論,道教追求肉體不死而長生的觀念也逐漸轉向追求“與道合一”、“體道合真”的境界。隨著佛道二教此後的廣泛傳播,“承負”說和“業報輪回”的理論都在中國民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